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，连走路都有些驼背了。
成绩就像坐滑梯一样，一路往下滑，拦都拦不住。
从班级中游，到班级下游，到班级倒数——我下滑的速度快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心惊。
初四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以后，我看着成绩单上那个数字——全班倒数第一——整个人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冰水，从头顶凉到了脚底。那个数字像是一根针，扎在我的眼睛里，让我觉得又痛又刺眼。我的手微微发抖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——有羞耻，有后悔，有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麻木，还有一种自暴自弃的破罐子破摔。
家长会是让我妈去开的。
她后来跟我说，那次家长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她说她走进教室，在我那个位置上坐下来，看到桌子上摆着的成绩单上那个名字和名次——那个数字像一把刀一样扎进了她心里。她说她坐在那里，看着周围其他家长互相聊着孩子的成绩，脸上带着或得意或焦虑的表情，她却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怕别人认出她来，怕别人问她“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名”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念成绩的时候，念到我的名字和那个名次，她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。她说她坐在那里，攥着那张成绩单，手指掐得发白，指甲几乎要把纸戳穿了。
回到家以后，她没说话。只是把成绩单拍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——那张纸落在桌上时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我低着头不敢看她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两束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，烧得我浑身发烫。她站在我对面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攥着拳头，指节泛白，像是在努力克制着某种冲动——那冲动可能是想狠狠地揍我一顿，可能是想歇斯底里地骂我一顿，也可能是想抱着我大哭一场。可她最终什么都没做。她站在那里看了我很久——那目光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有伤心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近乎绝望的情绪——最后她转身走了。
从那天开始，她用了一种让我窒息的方式来管我。
零花钱全部取消。以前每天五块钱的零花钱说没就没了。我只能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，顶着冬天那种能冻掉耳朵的西北风，骑上十分钟回到家，手指冻得僵硬，耳朵冻得通红，吃完饭又紧赶慢赶地骑回去上课。网吧是肯定去不了了，每天都得按时回家，晚一会都得问我去了哪。周末更不用说了——她给我报了一个补课班，从早到晚都泡在补课班的教室里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，一门接一门地上，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全都在学习。她跟我说这些安排的时候，用的是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我心里当然不愿意——谁会愿意呢？我抵触，我反感，我觉得她这样做太过分了，根本就不理解我——可我还是无奈地接受了。不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我厌倦了和她无休止的争吵，厌倦了她每次看我时那种失望透顶的眼神，厌倦了自己在这个家里像犯人一样被监视的感觉。我知道就算我反抗，也不会有结果——我妈那个人，你越是跟她对着干，她越来劲，永远不会先服软，直到把你耗得精疲力竭为止。
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妈在我眼里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——不是那个让我心里长草、让我产生好奇和欲望的成熟女人，而是那个永远在管教、永远在唠叨、永远用她的规矩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母亲。那些关于她身体的念头和幻想——那些初秋早晨看到的画面，那条粉色的内裤，那些偷窥她身体轮廓的瞬间——都被她日复一日的监视和压制推到了脑海深处，像是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，被压在了记忆的抽屉最底层。
整个寒假和紧接着的初四下学期，我都在我妈那种密不透风的管教下度过——每天早上六点半被她叫起来去补课班，中午回来吃饭，下午回来做作业，晚上在她眼皮底下学习到十一点。她坐在沙发上织毛衣，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确认我是不是在认真学习。我坐在书桌前，面对着一堆堆的试卷和习题集，在那两道目光的注视下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落下的功课捡起来。那段日子过得很慢很慢，慢到像是每一天都被拉长成了一整年——可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又觉得时间飞快，一晃眼就到了中考。
也许是高压之下的反弹，也许是运气好，也许是她的管教真的起了作用——我考上了我家对面那所重点一中。虽然只是刚刚压线，比录取线高不了几分，但总归是考上了。
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妈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手指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摩挲着，像是要确认上面印的名字真的是我一样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把那张纸展开又折好，折好又展开，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次，嘴角是怎么也压不住的笑意，眼眶甚至有些泛红。
从那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了她挂在嘴上的功绩。她逢人就说，见人就讲——在菜市场碰到熟人，她站在菜摊前能说上十来分钟，手里拎着菜都忘了放下；在小区的院子里遇到邻居，她能拉着人家的胳膊说半天，说得唾沫横飞；在亲戚聚会的饭桌上，更是翻来覆去地说，说到其他人都能背下来了。她说“我家旭阳考上重点一中了”，说“这孩子就得有人看着，不管不行”，说“要不是我初四那一年天天坐在他门口看着他学习，他能考上一中？做梦去吧”，说“你们是不知道他初四上学期考了倒数第一，要不是我管得紧……”说这些的时候，她脸上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，下巴微微抬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在宣告——都是我的功劳，要不是我，这孩子就废了，是我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。我妈那个人就是那样——她做了什么事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她付出了多少辛苦，一定要说出来，一定要得到承认。她不觉得这是炫耀，她觉得这是事实，她确实付出了那么多，她当然有资格说。至于我听不听，别人爱不爱听，那是她管不着的事。我听着她到处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——一方面，我知道考上重点确实有她的功劳，如果不是她那样逼着我，我可能真的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；可另一方面，她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好像我付出的努力——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，那些做不完的试卷——根本就不值一提似的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考上重点一中了。
考上高中之后的那个暑假，是我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。我妈大概是觉得我考上重点了，她可以松一口气了，对我的管束明显松了不少，不再像初四那样寸步不离地盯着我。可我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件事——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。
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
她让我做什么，我不一定做了。她让我别做什么，我偏要试试。她说的那些道理，我会在脑子里反复地想——她说的一定是对的吗？她的方式一定是最好的吗？我凭什么一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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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就像坐滑梯一样，一路往下滑，拦都拦不住。
从班级中游，到班级下游，到班级倒数——我下滑的速度快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心惊。
初四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以后，我看着成绩单上那个数字——全班倒数第一——整个人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冰水，从头顶凉到了脚底。那个数字像是一根针，扎在我的眼睛里，让我觉得又痛又刺眼。我的手微微发抖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——有羞耻，有后悔，有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麻木，还有一种自暴自弃的破罐子破摔。
家长会是让我妈去开的。
她后来跟我说，那次家长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她说她走进教室，在我那个位置上坐下来，看到桌子上摆着的成绩单上那个名字和名次——那个数字像一把刀一样扎进了她心里。她说她坐在那里，看着周围其他家长互相聊着孩子的成绩，脸上带着或得意或焦虑的表情，她却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怕别人认出她来，怕别人问她“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名”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念成绩的时候，念到我的名字和那个名次，她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。她说她坐在那里，攥着那张成绩单，手指掐得发白，指甲几乎要把纸戳穿了。
回到家以后，她没说话。只是把成绩单拍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——那张纸落在桌上时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我低着头不敢看她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两束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，烧得我浑身发烫。她站在我对面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攥着拳头，指节泛白，像是在努力克制着某种冲动——那冲动可能是想狠狠地揍我一顿，可能是想歇斯底里地骂我一顿，也可能是想抱着我大哭一场。可她最终什么都没做。她站在那里看了我很久——那目光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有伤心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近乎绝望的情绪——最后她转身走了。
从那天开始，她用了一种让我窒息的方式来管我。
零花钱全部取消。以前每天五块钱的零花钱说没就没了。我只能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，顶着冬天那种能冻掉耳朵的西北风，骑上十分钟回到家，手指冻得僵硬，耳朵冻得通红，吃完饭又紧赶慢赶地骑回去上课。网吧是肯定去不了了，每天都得按时回家，晚一会都得问我去了哪。周末更不用说了——她给我报了一个补课班，从早到晚都泡在补课班的教室里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，一门接一门地上，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全都在学习。她跟我说这些安排的时候，用的是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我心里当然不愿意——谁会愿意呢？我抵触，我反感，我觉得她这样做太过分了，根本就不理解我——可我还是无奈地接受了。不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我厌倦了和她无休止的争吵，厌倦了她每次看我时那种失望透顶的眼神，厌倦了自己在这个家里像犯人一样被监视的感觉。我知道就算我反抗，也不会有结果——我妈那个人，你越是跟她对着干，她越来劲，永远不会先服软，直到把你耗得精疲力竭为止。
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妈在我眼里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——不是那个让我心里长草、让我产生好奇和欲望的成熟女人，而是那个永远在管教、永远在唠叨、永远用她的规矩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母亲。那些关于她身体的念头和幻想——那些初秋早晨看到的画面，那条粉色的内裤，那些偷窥她身体轮廓的瞬间——都被她日复一日的监视和压制推到了脑海深处，像是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，被压在了记忆的抽屉最底层。
整个寒假和紧接着的初四下学期，我都在我妈那种密不透风的管教下度过——每天早上六点半被她叫起来去补课班，中午回来吃饭，下午回来做作业，晚上在她眼皮底下学习到十一点。她坐在沙发上织毛衣，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确认我是不是在认真学习。我坐在书桌前，面对着一堆堆的试卷和习题集，在那两道目光的注视下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落下的功课捡起来。那段日子过得很慢很慢，慢到像是每一天都被拉长成了一整年——可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又觉得时间飞快，一晃眼就到了中考。
也许是高压之下的反弹，也许是运气好，也许是她的管教真的起了作用——我考上了我家对面那所重点一中。虽然只是刚刚压线，比录取线高不了几分，但总归是考上了。
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妈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手指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摩挲着，像是要确认上面印的名字真的是我一样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把那张纸展开又折好，折好又展开，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次，嘴角是怎么也压不住的笑意，眼眶甚至有些泛红。
从那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了她挂在嘴上的功绩。她逢人就说，见人就讲——在菜市场碰到熟人，她站在菜摊前能说上十来分钟，手里拎着菜都忘了放下；在小区的院子里遇到邻居，她能拉着人家的胳膊说半天，说得唾沫横飞；在亲戚聚会的饭桌上，更是翻来覆去地说，说到其他人都能背下来了。她说“我家旭阳考上重点一中了”，说“这孩子就得有人看着，不管不行”，说“要不是我初四那一年天天坐在他门口看着他学习，他能考上一中？做梦去吧”，说“你们是不知道他初四上学期考了倒数第一，要不是我管得紧……”说这些的时候，她脸上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，下巴微微抬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在宣告——都是我的功劳，要不是我，这孩子就废了，是我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。我妈那个人就是那样——她做了什么事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她付出了多少辛苦，一定要说出来，一定要得到承认。她不觉得这是炫耀，她觉得这是事实，她确实付出了那么多，她当然有资格说。至于我听不听，别人爱不爱听，那是她管不着的事。我听着她到处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——一方面，我知道考上重点确实有她的功劳，如果不是她那样逼着我，我可能真的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；可另一方面，她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好像我付出的努力——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，那些做不完的试卷——根本就不值一提似的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考上重点一中了。
考上高中之后的那个暑假，是我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。我妈大概是觉得我考上重点了，她可以松一口气了，对我的管束明显松了不少，不再像初四那样寸步不离地盯着我。可我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件事——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。
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
她让我做什么，我不一定做了。她让我别做什么，我偏要试试。她说的那些道理，我会在脑子里反复地想——她说的一定是对的吗？她的方式一定是最好的吗？我凭什么一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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